2012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这个比例据说已经低于上级规定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在每1000人中筛查到至少2位重性精神病患者。一场寻找精神病人的行动正在郑州市区的各个社区展开。（据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尽管曾有研究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很多未得到有效救治，政府主动出击寻找精神病人的举动固然有值得赞扬之处。但乍一看上述新闻，每个人大概都会感到该行为是何等的荒谬。郑州市卫生局对“精神病指标”的摊派行为，势必会给普通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恐慌，因为每个人似乎都存在着“被重性精神病”的风险。由此，摊派“精神病指标”不免陷入一种虚无的精神错乱之中。

    试想，如果平均每千人中有两人为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该项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在天真地幻想所有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都被绝对平均的分散在人群中。但，任何一个稍稍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就明白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情形。那么，是政策的制定者不知道吗？不，他们不仅知道，而且甚至比我们更知道。可是，他们又为何明知故犯呢？因为执行这种决策可以带来极高的执行效率，保证数据指标的漂亮，以及工作名次的靠前。其实，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任何事物都难以达到平均分布的情形，摊派指标的做法也因此显得毫无意义，其既不能保证普通人不“被重性精神病”，又不能保障重性精神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明确指标、施加压力的工作方法并非全然不可，但前提应是方法的有效可行；量化指标的工作考核方式并非没有其积极之处，但并非所有的场合均可适用。这些道理或许每一个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都懂。但他们又为何孜孜地追求华丽的数字政绩，同时又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漠视群众真正需求？简单粗暴的精神病指标的摊派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病态的摊派指标的工作方法与思维模式。其实，任何一种硬性摊派工作指标的行为都是不当的，都是脱离实际的。我们只是以常人思维对这种摊派指标的工作方法进行思考，就已经可以发现其不当与荒谬之处。因此，这种病态的摊派指标式的工作方法与思维模式亟需诊治。那么，如何诊治这种权力本身的精神错落呢？

    我以为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首先明确自身“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明确其职责所在。真正考虑民众利益，努力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要坚持深入群众之中，耐心听取群众的心声，了解群众的真正所需。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需求的政策，才能探索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方式。其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勤勉工作。我们必须放弃任何一种懒政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直面具体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既要防止不切实际的“拍脑袋”决策，又要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念歪一本好经。最后，必须不断完善工作考核机制，避免仅仅以数据看成效，摒弃数字政绩的扭曲观念，而应是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唯一标准。

    破解“精神病指标”的精神错落，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加强调查研究，防止形式主义；就必须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坚守廉洁正义；就必须正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推动矛盾的化解与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视自身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破解“精神病指标”的精神错落的根本或许在于对以人为本观念的坚守。以人为本要求我们所有目标、每一政策与一切行为都必须以使人们更好的生活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有坚守以人为本观念，我们才有可能放弃那些数据化的、分摊指标式的表面政绩观，而去追求对每一个体权益的全面保障，追求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与全面发展。如此，如“精神病指标”这样的精神错落症将失去存在的空间，中国社会也将走向更为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