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条文之前，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如果在我召集一个会议，会后宣布：“几天参加会议的所有庭长都去我家喝酒，没有被邀请的除外”。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是酒都能喝醉人，但是还有一些酒不能喝醉人。

    这两个例子显然存在问题，主要出在逻辑混乱上面，具体说就是违背了“排中律”。

    排中律说的是一个事物在同一时间里，要么具备某种属性，要么不具备某种属性，不可能具备中间状态，即既具备某种属性，又不具备某种属性。

    第一个例子中，我既然邀请了“所有的庭长”，那么就不存在“不被邀请的庭长”，后半句话就无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就不存在既被邀请又不被邀请的庭长。

    第二个例子中，也是这样，根本不存在，既能喝醉人，又不能喝醉人的酒。

    在我们普通人而言有时犯点逻辑错误也是常事，但立法当中，就应该另当别论。

    我们看一下《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

    该条文第一款是这么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看看这个条文与我前面的例子是不是及其相似？特别是第二个例子！

    在前半句话当中对“强制性规定”未做任何限制，只能理解为“全部”，后面再出现“例外”，显然就违背了，排中律。

    这个条文这样规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首先是，法官读不懂这个条文在说什么，我专门阅读了最高法院的《理解与适用》关于这个条文解释，看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看不懂就影响法律的适用。

    其次，从这个法律规则的演变过程看，也不知道立法者在表达什么想法。

    在《合同法》当中，表述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是强制性规定？不好识别；二是有些合同即使违背了强制性规定，如果认定为无效合同，会与立法初衷相违背。于是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为“违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显然是采纳了王轶教授关于“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与“管理性”的观点。

    笔者也曾查阅了立法资料，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当中，在前三稿都是采纳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表述方法，不知何种原因，在后来的制定过程中却修改为目前的模样？

    我们疑惑是，立法机关是不是否定了这个二分法？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还能不能适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个法律概念？

    在《理解与适用》一书当中解释的是，实践当中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与识别问题，所以暂不这样规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现在颁布的条文来看，不是更加难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