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答案分歧的根源
二者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类群体的思维方式的差异。
由于被调查对象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所以不可能也没能力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系统的法律评价，最终得出处理意见。他们思维中的逻辑前提多为朴素的公平、正义理念。具体到A模式案例中，民众认为，甲、乙串通之后将甲与甲妻的财产出卖，显然侵犯了甲妻的权益，这种行为如果得到支持，与情理不符。因此处理结果一定要有利于无辜者。至于采用什么法律规则去处理，在所不问。
我不敢说这种思维模式和思维的结果就完全代表了民意，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代表了大部分民众的民意。
法律人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学习之后，习惯于所谓“法律人的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主要是针对法律事实进行逐一的评价，并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得出处理的结果。因此，在处理这两种模式的纠纷中，法律人至少要适用合同的成立、生效、合同效力、物权变动、善意取得、合同相对性、物权对世性等多种法律制度，而且还要解决这些制度之间的融合、冲突、衔接问题。在多层的推理过程中稍有不慎，结论就会存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合同效力范围的认识，即合同对人的效力，到底合同对合同主体以外有没有效力。
针对前一种思维模式来说，具有直接性、肤浅性，欠缺必要的理性思考，但它毕竟能够代表部分民众的呼声。
有几个例子也许能够说明这么问题。在茶余饭后，我们不断听到这样一些谈资：
“社会治安不好？其实很好治理，逮住小偷断他一只手，看他敢偷不敢了！”
“治贪也很容易，逮住贪污犯就剥皮，看他敢贪不敢，朱元璋不就是这样弄的。”
这些民间观点，从关心国家大事、希望从严治贪、从严打击犯罪上其动机是可嘉的，但他们并没有指出事物的本质。在维护治安环境、惩贪惩腐上，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三言两语能搞清楚的。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连一个卖茶老头儿都能搞定,那政法委书记不是人人能当了吗?
就拿明朝的严刑峻法来说，自从汉朝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很少有哪个朝代恢复肉刑，而明朝就是恢复肉刑的少数朝代之一，所谓剥皮食草、凌迟处死等都在明史中有明确的记载，刑罚不算不严，但明朝逃脱了覆灭的结局了吗？就在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还对大将袁崇焕实施凌迟的刑罚，结果袁却是一个忠臣。
如果从打击的角度去维护治安和惩贪治腐，在重刑的前提下，还要加强防范犯罪和腐败的途径。犯罪和腐败从其心理上说，他并不是不怕刑罚，而更多的是庆幸能够避免，网曝案例中有许多贪官，烧香拜佛、求仙问卦，其动机都是保自己不被纪委发现。而并非是祈求把十年徒刑减为五年徒刑，对他们来说，十年和五年基本是等值的。
值得庆幸的是，中央高层是智慧，在贪腐问题上，采取了诸如巡视、红色通缉令等措施手段，在发现和治理贪污上已取得了明显效果。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民众”的看法有时也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关于规则的设计上，往往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儿。因此，在对待“民众”的观点上，我们应该更关注其价值取向。看看民众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追求什么样公平正义的观念。
就具体到这两起案件中，被调查对象其实是追求一个诚实信用的价值取向。就A模式案例来讲，乙明知甲妻知道后就不同意以房抵债，而是背着甲妻而为之，乙显然构成了不诚信。就B模式案例而言，甲与其妻见利忘义，虚构事实，企图损害乙的权益，也当然构成不诚信。所以被调查对象就认为法律的调整结果应该对失信人不利。
针对法律人来讲其分析过程就不这么简单。
第一种意见也是主流意见。在A模式中，因以房抵债未经甲妻同意，甲构成无权处分，无权处分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因此，甲妻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针对B模式的案例，因该合同为有效合同，甲妻的请求是不能得到支持的。（对B模式案例，意见一致不再重复）
第二种意见。根据一个司法解释的第三条的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因此该合同有效，甲妻不能追回房产。
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合同有效，但乙取得房产登记是恶意的，因此不发生无权变动效果，因此，甲妻能够追回房产。
第四种意见认为，甲、乙二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合同无效，甲妻能够追回房产。
第N种意见认为……。
为什么法律人的“认为”有这么多种类，我认为不外乎法律知识的不深入或法律规则的模糊性，更加法律理论的分歧和混乱。
笔者在中学时代曾经做过这样一道数学题，代数式①为a=bc，代数式②为c=a/b，请问两式是否相等。我答的是相等。老师说：“错！”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师说，②式要想成立，其前提条件是b≠0，而①式没有这个限制，其实是②有一个隐藏的条件。
而在法律人分析这些案件的过程中，许多隐藏条件没有考虑在内，因此就成了分歧的最根本原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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