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在进行到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时，推出了本山大哥的小品《捐助》，高超的演技和诙谐幽默的台词，让春晚再次推向了一个高潮.导演刻意此时安排这个小品，意在提醒以昏昏入睡的人们，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小品不负众望，的确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但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欣赏春晚的同时，我还想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吴祚来所讲的“对弱势群体的变相歧视”，而是剧情本身所引发的法律思考。

    据称，小品的剧情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例，有其“真实性”，那么就有可能涉及法律问题。此时，如果我们设计两个提问：一是白老汉能否要回自己的15000元？我们会异口同声“能！”；二是钱老汉能否要回因失误多捐的27000元？回答时，异口同声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作为一名法律人，时时处处多用法律的眼光去评价和认识社会现象，也许对我们会有许多益处。

    剧情一开始，钱、白二人的对话，已经先告诉我们，二人是亲家关系，且互相信任，关系很好。一起卖粮，粮款存钱某处，一人一半。对其中的15000元的存款形成保管关系。

    钱老汉在捐款之前并未与老白协商，因此，钱的捐款行为只能是个人行为。因此误把30000元钱都捐出来，只能认为钱某捐的是自己的钱。在这个关系中，会有的同志认为，钱某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事实上，在此处无权处分制度没有运用的余地，无权处分所处分的财产是特定物，而本案的15000元存款是种类物。货币这类财产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转移占有即转移所有权。白某的钱存在钱某处，虽构成保管关系，但钱某不承担返还原物的义务，而只有一个在白某用钱时，及时偿还白某15000元 的债务。因此，在钱某存折上的30000元钱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归钱某所有。所以老白随时可以依据合同法要求老钱偿还15000元的债务。

    在剧情发展到一半时，钱某知道了因失误多捐27000元时，钱某能否要回这多捐的27000元？钱某与单亲母亲之间构成了赠与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 款之规定，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小品中的剧情告诉我们财产权利已经转移，因此钱某不能以此行使撤销权，但钱某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行使撤销权。剧情进一步发展中，告诉我们因受助者感恩，而使钱某放弃了撤销权，对自己的失误行为进行了追认。(当白某把实情讲出后，单身母亲力主要退回多捐的钱，而钱某坚持不要就是说明这一点。)

    白某能否要回自己的15000元？当然是能的。但问题在于能不能从单身母亲手中要回自己的15000元钱。从剧情的一开始白某与单身母亲之间没有丝毫的法律关系，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之间就存在了法律关系。

    如前分析，钱某负有向白某 偿还15000元债务的义务。同时钱某拥有撤销权，撤销权的使用，无疑对 偿15000元之债务时有利的。但钱某却要打肿脸充胖子，拒不使用撤销权，并声明借钱还债。这就说明，在捐款之后，钱某无力还债。此时白某即拥有了《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债权人的撤销权”，即可依法要求撤销赠与合同中15000元的部分。

    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扶弱济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法律运用的结果应该是肯定这种行为才符合民族道德的要求。本小品中，钱某已经提出“借钱还债”，何不让钱某借钱归还白某的债而维持合同效力呢？这种认为是有道理的。笔者还是不能苟同。理由如下：1、我们倡导扶弱济贫，但要量力而行，不应提倡损害他人利益去行善。2、“借钱还债”只是一种愿望，借到借不到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钱某能够接到，应在白某行使撤销权之前还债阻止白某行使撤销权的行为。3、赠与合同是无偿的，这种交易的安全性要比有偿交易的安全性要求更低。4、捐助者的主体的特殊性，因为钱某是一个普通农民，经济实力有限，一次捐助了30000元，明显存在很大误解。撤销合同，不至于让受捐助者有更大的失望。小品中单身母亲力主退还多捐款项已说明了这一点。5、事情的特殊性，假如本小品形成诉讼的话，我坚信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会有很大差异。

    小品中的法律问题分析暂且到此。正如小沈阳所说：“欲知后事如何，明年再说。”三位主角是在争论之中退场的，一个坚持退钱 一个坚决不要，一个说：“实在不行了，我也捐3000元，还我12000元就行了。如果你俩的事成了，这15000元算随礼了。”剧情仍在发展之中，那么他们三人究竟会达成什么协议呢？要看剧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