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践中，法官常常发出“无权”的感慨，不仅要受限于相关领导及直接左右案件结果的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又要面对强制措施形同虚设的尴尬局面。

    其实，在笔者看来，法官权力的苍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对一些重要法定权力的“遗忘”，以下试列举其中几种：

    一、拘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抚养义务和不到庭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给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如其必须到庭，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也可以适用拘传。

实践中的作法是：民事诉讼中，拘传几乎从未适用，对于案件不区分当事人是否必须到庭，“一刀切”地采用缺席判决或按撤诉处理。

    二、举证期限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

也就是说，举证期限完全由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实践中，一些法院将举证期限一律规定为1个月，如此，谨慎有余，却难免致使案件审理期限较长，案件久拖不决，变相增加当事人诉累。

    三、逾期提交证据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法院必须准许，没有例外。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证据，而这一证据又对案件审理结果有重要影响的，法官很难决定取舍，通常都会采纳，附带象征性地训诫几句，如此现象循环往复，法律权威势必大打折扣，案件进度也会因新证据的“不时”出现受到影响。对此，审判人员更多的是表示无奈，却几乎没有采取罚款等相关措施，究其原因：1、没有罚款的先例；2、怕担风险。殊不知，法律之所这样规定，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在增加法院权威，给当事人以警示。

    四、调解结案的案件并非全部都需要制作调解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以实践中最常遇到的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为例，一旦调解和好，通常作法是劝说原告方撤诉，然后以撤诉裁定结案。相比之下，显然是以调解笔录方式结案效率更高。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其实这些权力并非鲜为人知。问及原因，回答大多是：1、怕担风险；2、审判工作繁忙、辅助工作繁重等等，笔者也曾疑惑，为何如绩效考核之类的辅助工作能占据法官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冥思苦想后方知“大环境使然”，但我坚持认为，“可悲的不是没有给予，而是被白白搁置”。